以上情况说明，国务院的机构设置，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因而存在一定的随意性，不符合法治的要求。

[30]如前所述，在方法上，这面临着事实与价值如何能互通的哲理追问。这一推理的漏洞十分明显：（1）忽视一切国家权力和国家权力的表述差别。

这要求，关于普通法律中是否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任何讨论，均应当在实定法体系中展开，聚焦于国家立法权的宪法界限，而回归宪法文本则是必然的要求。这种观点进一步认为，宪法设置的一切国家机关，均是宪法之下的机关，相互间存有位阶关系，人民是宪法之上的唯一机关。另外，在我国宪法典强调国家权力的情形下，简单地将宪法视为母法，将其他法律视为子法和实施细则，可能导致国家立法权过度干预私法自治，这正是人们质疑《物权法》草案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理论背景。[53]依其逻辑，若是公法立法，应当写明根据宪法（典），制定本法，若是私法立法，应当写明根据民法（典），制定本法。周伟主编：《宪法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

  【摘要】在法律中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不仅是立法者依宪立法的自我确证和事实陈述，也是立法权法定（包括权源法定和法源法定）原则的规范要求。香港终审法院显然是将全国人大制定《香港基本法》的行为视为制宪权的行使，将《香港基本法》视为宪法，进而依据《香港基本法》第158条授予的基本法解释权推导出终审法院的违宪审查权。加拿大著名宪政学者詹姆斯·塔利教授根据其担任英国剑桥大学讲座教授期间的讲稿，出版了一本专著《陌生的多样性：歧义时代的宪政主义》。

这种僵化教条、不合时宜且毫无学术含量的文革式政治话语，只能暴露出论者思想的贫乏与无知。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我们在制度形态意义上所说的宪政（也即宪法政治、立宪政治）具体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全面实施的民主政治，其宪政的唯一国家主权之主体是人民，宪定人民权力的统合实施主体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也是体现国家根本制度的权力枢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意型政党（执政党）与众意型政党（参政党）的政党合作体制则构成了这一宪政体制的执政参政机制，他们整合公意、聚合众意、凝聚共识、合作共治，成为驾驭人民主权之国家机器的主导性政治力量，这种宪政体制与西方发达国家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的自由民主宪政体制相比较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我们把这种宪政体制称之为人民民主宪政体制（关于人民民主专政与人民民主宪政体制的关系问题，后续文章会做专门论述）。第二，指公正、公平、公共、公开（坦诚布公），无论是修身齐家还是治国平天下，都要以公道、公义、公理、公共利益为是非标准，而为国之要在于至平至公（陆游《渭南文集》卷四《上殿扎子》之一）。人们发出了浩浩昊天，不骏其德（《小雅·雨无正》），天降丧乱，饥馑荐臻（《大雅·云汉》）的控诉，诅咒昊天不佣、昊天不惠、昊天不平（《小雅·节南山》），指责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由此可见，周易八卦的立足点在于人事而非自然），认为世界就是由于这一对具有对抗性的势力交感而产生变化和发展的。但问题是，在现代文明国家里，权力完全不受约束的国家或政府几乎是不存在的。

苏联人民期待苏联共产党能进行自我改革，使苏联的党主立宪制真正改革成为社会主义的民主立宪制。社会福利的增进是通过私人的努力而不是通过政府的行动来实现的。但统治者实际上更信奉权为先祖所赋，符合血酬定理）、权为礼所限（如定分止争就具有王权继承法的宪政意蕴。譬如，至今不顾我的反复声明仍然坚持发表汪亭友造谣文章的求是理论网，在8月21日首页发表了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高翔研究员的《宪政潮是对十八大精神的挑衅》一文，其中竟然一边说中国经过几十年的革命和60余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其本身的实践经验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本身就是中国宪政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精神是中国特色的宪政精神的具体化和最新发展，一边又说所谓宪政的主张直接挑战的是党的领导地位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是对中国几十年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根本否定，进入2013年以来，几次出现的所谓‘宪政潮为中国政治文明的健康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也给普通民众带来了极大的误导，在整个社会中制造着不和谐的‘负能量，并得出了宪政潮是对十八大精神的挑衅这样的前后矛盾、令人诧异的结论。

当人民将现代宪政主义从帝国主义的王位上拉下来，将它放到它应得的位置之后，接下来需要看清楚的，在我看来，也许是黎明曙光中那黑色独木舟的依稀身影。汪亭友先生在其《马克思主义同宪政究竟是什么关系？——评华柄啸拙劣宪政秀》一文中，用站不住脚的被刻意歪曲的资料论证了反宪派的三大谎言：宪政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代名词，宪政特指资产阶级宪法的实施。其次，要使宪政（理论硬核即限权，既包括以法律限权、以分权限权，也包括以权利限权、以社会限权等）这一概念与共和（理论硬核即天下为公，包涵着公益性共治性公共性等内涵）、民主（理论硬核即票选票决制，指公民或组织成员通过平等参与的票选票决程序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法治（理论硬核即规则之治）、自由（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其理论硬核即自主运用理性实现自我解放、自我决断、自主选择、自主行动的能力，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其理论硬核即免于非法强制的自我发展、自我决断、自主选择、自主行动的权利）、平等（理论硬核即权利平等）等概念在其内涵及其外延上获得明确的区分与清晰的界定。江平同志是上世纪50年代的留苏学生，在苏联有很多亲身感受。

如果反宪派学者能够以事实和逻辑证明我的观点的偏失，我同样会用心倾听，在反思确认后心悦诚服地接受。所以，当代宪法理应被视为一种行动，一种跨越文化藩篱的对话，在对话之中，当代社会中文化背景不同的主权公民们遵循着相互承认、同意与延续等三项常规进行长期的协商，试图对宪政结合体的方式达成协议。

宪政硬核的保护带是在社会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在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与土壤中，不同国家为解决不同的时代课题而逐步附加扩展到宪政硬核外层的。  对权力说真话，为信仰敢牺牲 《人民日报》呼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关键时刻要勇于亮剑，我作为研究政治学与宪法学并研修马克思主义学说20余年的学人自然责无旁贷。

在这个轴心时代，世界各大古代文明，包括古希腊、中国、印度在内几乎都出现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哲学的突破。为保证执政者之正，在国家权力架构与政府组织法中存在一定的分权制衡机制，如皇权与士人官僚集团形成共治体制，有条件的制衡关系，御史监督官员、谏官可监督皇帝。这种当代宪政主义首先转变了进步观。限政要素的出现旨在调和与缓解压迫与反抗的矛盾，回应和安抚被统治者的民权诉求，从根本上维护统治者的政权利益。第二，社会主义宪政是要限制党和人民的权力吗？在我们看来，这个提问方式是有问题的，就宪政问题显然不能抽象地谈党和人民的权力，而只能具体地谈人民代议机关和党组织所分别赋予的党政官员的权力。炎帝发明了乐器之后，就产生了乐理之和的概念，这里的和是指不同音节的和谐旋律，并发展出协调配合的治理理念。

对于宪政的具体分析，必须首先依赖于对宪政概念的抽象把握。特别需要提醒汪亭友先生注意的是，从古至今历代各国关于限权也即制约权力的历史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3] 刘仰的意思表达得很明白，反宪派要么是很愚昧，要么是高级黑。[9]詹姆斯·塔利：《陌生的多样性：歧义时代的宪政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59～71页。

在中国的古典宪政主义传统中，宪政规则高于一般的政治规则、法律规则和社会规则，被置于国本邦本的至上地位，具有国家根本法的作用。到了西周末年，随着国势衰落和士阶层及平民处境的恶化，不仅礼坏乐崩，而且宗教思想也进一步被动摇。

而这种对概念的抽象把握的过程，不应当仅仅以词语的源流或阶段性特征为出发点去揭示其狭隘的语义涵义，而应当侧重以某类历史现象的共同经验特征为出发点，去揭示其内在的规律性及其本质属性。在抽象的价值理念的一般意义上，宪政是指权力受到普遍认同的根本法则的规制的政治。在周末的诗句中，怨天、骂天、恨天的诗句屡见不鲜。更不能主观认定车就是特指汽车甚至是美国的福特牌汽车。

我们不能因为车这个词语发明时是指人力车或畜力车，就否认能源车也属于车。真正学理层面的深入讨论，将在后面几个月若干篇的回应文章中力争以扎实的论据层层推进，一层一层剥下反宪派谬论的画皮。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传统中，事实上存在的宪政规则就是国家最根本的至高至上的规则，它高于一般的政治规则、法律规则和社会规则，被置于国本邦本的至上地位。礼乐文明是一种温文尔雅、和谐有序的等级治理文明，其核心是人伦关系，旨归是不同而和，伦理原则和道德精神贯穿始终。

总之，在阴阳之道中包涵着阴阳共和的思想因子。在这个问题上，我比较支持天则所秋风先生关于儒家宪政的一些观点。

汪亭友先生显然不得不承认了宪政的硬核即限权这一概念表述，并指出：从抽象的意义上说，这个观点也是对的。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宪政派的学者都很重视对不同于西方宪政模式的伊朗宪政民主实践样本的研究，这一点几乎众所周知，反宪派为避免荒谬观点的逻辑漏洞何以下作到要一次次地造谣说谎呢？ 在《宪政社会主义论丛》与宪政与社会主义年会上，我们也以比较研究的视角关注了前苏联、墨西哥、瑞典、越南以及中国的政党与宪政建设之间的关系。（5）现代宪法等于康德所称的代议制的共和宪法：人民将政治权力丢给具有这类制度规模的政府，于是，代以政府、权力分立、法治、个人自由权利，常备军队等制度，以及公共领域等都是现代宪法或共和宪法的基本特色，制度设计也成为现代宪政主义的所必要的环节。张再林曾评价认为：如果说西方社会晚自十八世纪才通过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运动完成其‘世俗化的过程的话，那么，中国社会则可以说早在西周初年就通过周公手定周礼标志着该过程告以成功。

事实上，在我2010年出版的著作《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一书中，专有一节是《伊朗宗教民主制的启发性》，详细介绍了伊朗的宪政民主制度，并特别指出：宪政民主治理方式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非人们过去所想的那么教条，它作为一种工具理性，可以是资本主义的宪政民主，也可以是社会主义的宪政民主，甚至在实行伊斯兰政教合一制度的伊朗，也创制出了所谓的‘宗教民主制，围绕总统职位的政党竞争与普选机制和宗教领袖制并行不悖。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国家或政府(包括民主国家或政府)权力的滥用(即有限政府)，维护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权利。

即便书生之躯，挡不住反宪派历史倒退的车轮，我也要让汪亭友鼓吹的阶级斗争的冰冷车轮感知坚守之躯的温度，决不放弃我们的信仰和信念。历史事实使得一些人们感慨天命靡常，抱怨天不可信，认识到天命并非不可动摇。

五行所理解的世界包含着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而归结为社会，并主要运用于社会关系。地方乡绅自治则构成了儒家宪政的社会基础。